人参的驯化技艺,人类的文化遗产

 来源:中国艺术报/2013 年/8 月/28 日/第 006 版  作者: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曹保明 

人参是吉林省久负盛名的地方特产,在历史上被称为关东三宝之首。人参是五加科草本植物, 称为“人参”,是指它的长相十分相似于人的“身”形,除此之外,它还有诸多的别名,如神草、王精、地精、土精、黄精、血参、人衔、人微等等名称,多达170多个,是世界上名称最多的植物,也是长白山珍贵的自然遗产。

吉林省长白山参民通过采挖人参、种植人参和运送人参,积累了丰富的林下参、园参栽培经验和加工技艺。特别到清代以来,抚松县人参的栽培和驯化、保存和加工技艺已经完整化、系列化、产业化、集约化。采参习俗、驯化野山参、栽培加工及保护传承等人参文化的各种环节,共 同构成长白山人参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

人参的驯化,是指人参由在自然环境中生长的野山参进化成“林下参”(在山林里撒籽)和人工栽培的园参(包括人参的保护和加工技艺)过程,成书于1600多前的《晋书·石勒别传》中记载:“初勒家园中生人参,葩茂甚盛。”可见渤海国向唐朝贡送个头大、分量重的人参,已采取了移植“秧参”的办法,使小野山参长大。大规模普遍记载野山参驯化栽培始自清前期。由于清廷将吉林人参列入主要贡送品,交纳数量累年递增,采办贡品的衙门和地方官吏即使向民间把 头搜刮以及“官雇刨夫”采挖也难以如数交差,于是驯化野山参为“林下参”和园参的历程便应运而生,始称为“秧参”。

 清政府对山参的驯化和培育开始是反对和限制的。他们认为用“秧参”(放山人挖大留小或 把小野山参移至园内栽种)进贡是欺君行为。乾隆四十二年(公元 1777 年)清廷申令:“收买秧参栽种,以及偷刨参秧货卖,即将此等人犯严拿究办,一律治罪。”嘉庆十五年(公元 1810 年),吉林将军赛冲阿曾带兵烧毁人参棚多处,可见清中期野山参栽培规模已相当巨大。但是,随着清廷不断的调查、研究、考证,他们也渐渐地认为,由野山参转化“林下参”和园参确实是保护自然和认知自然的一种“良法”,而且“林下参”和园参那时已逐渐地具备了与野山参同样的疗效和品质,到清嘉庆十五年(公元 1810 年),内务府在验收贡品人参时记载:“宁古塔秧参尚止一斤有余,盛京十居其六……盛京四等以上参,六斤内亦有秧参二斤;吉林四等以上参三斤二两,大枝参十两竟全系秧参。”足见在清中期,吉林野山参向园参转化的过程已初步完成,并积累了丰富的人参培育、栽种的遗产技艺。于是,清廷于光绪七年(公元 1881 年)由吉林将军铭安上奏朝廷:“驰禁秧参,与诸草药分别抽收税课……”至此,吉林长白山人参开始了大规模的野山参驯化的遗产历史被正式肯定。至今在抚松的漫江、松江河、泉阳、仙人桥、东岗、抽水、露水河一带的山坡间还能发现一处处清时期栽种人参的“老池底子”和“林下参”遗存和遗址,这是人类认知自然并将野山参驯化过程的珍贵自然遗存和文化遗存。

野山参是如何转化成“林下参”和园参并使之具备了遗产的内涵与条件的呢?我们知道,人类的遗产首先是依据自然并保持自然的人文生存历程。人参在自然中生存的状况如果能以人的智慧和技艺将其保持下来,保护下来,传承下来,发展下来,林下参和园参同野山参的转换便成为了遗产。在这个重要的环节上,吉林长白山参农一开始就注意到了。我们发现,长白山“林下参”和园参种植栽培的每一位户主,他们的祖上或先人都首先是采参人,最早又是向朝廷进贡人参的“刨夫”(挖参人)或“参夫”(专职从事野山参的采挖之人),这使他们的族人或家庭从一开始就走进自然、熟悉自然,更掌握人参的生长条件和环境,为“林下参”和园参的栽培技艺打下了丰厚的知识基础。从今天抚松“林下参”的栽种和培养经验上看,每一道环节都传承着久远的野山参生长的自然印迹。 

野山参转化为“林下参”和园参很关键的一条是“移”和“种”。移,是指将小的野山参移植在人们固定选择的地方让其继续生长,而这种选择已经是具有丰富的“放山”(采挖野山参)经验的本人或后代,按照千百年来人们熟知的野山参生长环境来认定的,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野山参的自然属性。同时,为了解决野山参独生而“林下参”和园参成群种植的问题,采参人将“林下参”和园参的棵距保持在与野山参相同的距离上,这也使“林下参”和园参具有了野山参的属性。因为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野山参都独生,它也有“窝”生或“群”生的现象,“林下参”和园参的种植者恰恰是很好地掌握和分析了诸多野山参生长的自然环境规律后,才实施了它们的可持续性栽培和驯化。 

使野山参成之为“林下参”,这是一个自然播种的观念。所说的种植,是指在完全野生的自 然山林中进行野人参籽的播种,而不是以棚盖、家养的形式。为了促使人类栽种的人参更加保持自然的植物野性,长白山人参栽培越来越靠近原始的自然属性,保持野山参的自然属性。如种植人参,是在完全处于自然领地中的山坡、岭地的林地上播种,尽量去“人工化”,保持人参的自然特点和生长特点,这完全是野山参的生长过程和办法。对于大面积栽种人参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不采用现代人工的办法处理,而且延用自然法则,从自然的物种循环规律中去发现规律、 继承规律,传承文化,形成习俗,达到“林下参”的自然化目的。譬如保护人参籽不被山鼠所吞吃的问题。这使得长白山“林下参”完全规范在人参野性生长的自然环境中。 

吉林省抚松县长白山人参驯化为“林下参”和园参的技术在我国清代中后期已经完全成熟了, 并且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习俗、规律和技艺,是一种完全具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条款要求的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不能因为野山参处于保护阶段不许人们采挖或由于野山参少停止采挖,就停止长白山人参文化属于人类遗产的认知,而恰恰是应该把吉林长白山“林下参”和园参来自于野山参采挖驯化的文化和技艺认定和总结为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无论从“林下参” 和园参的栽培驯化历史,还是从人参的保存加工的技术、贡运经验、传承的清晰程序、活态的存在现状和鲜明的地域特色等等方面,它都已经完完全全地成为人类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已经有了代表性。 

在人参的采集、加工历程上,我们发现,据《鸡林旧闻录》记载:“加工时,需将鲜人参置沸水中焯过,再以小毛刷将表皮刷净,并用白线小弓之弦将人参纹理中的泥土清除。将冰糖融化,把人参浸入糖汁中 1 至 2 天,再煮熟,取出用火盘烤干。”这是加工“掐皮参”、“糖参”的最早技艺。而且这种加工技艺恰恰是园参、“林下参”在大量存在并需要统一保存时的技艺,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证实了吉林人参由山参采集向规模化保存加工技术的过度。而据中国人参博物馆记载,历史上抚松的“生晒参”是早期产品,白干参是南朝时期产品,红参是明朝时期产品,糖参、掐皮参是清时期产品。而“贵红贱白”已成为长白山人参制作技艺的重要认定习俗,这是对技艺的肯定和认知。 

同时,从唐渤海时期人参的保护、加工、贡运到清中晚期长白山人参栽培、加工的固定习俗已形成,在清中期至现代长白山区近三百年园参种植栽培历史的形成,我们发现已产生诸多具有继承性的栽培加工遗产文化,特别是那些具有栽培、加工民俗的传统节日已形成。那些由人参采挖、放山所衍化出的人参故事、传说、习俗文化,那些带有浪漫主义和魔幻色彩的采参习俗,其实今天已经“活化”在人们从事园参栽培加工的生动实践和历程中了。长白山区的“老把头节”、 “开秤节”、“端锅节”今天依然“活”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而这些传统文化节日其实已包含着许多现代的内容,许多是人参栽培和加工技术的总结、科技手法的传播、人参性能的介绍、人物的思考和分析、技术和人参营养的宣传等等。这些新的遗产价值正在逐步地转换成新的民俗和文化,渐渐地取代了久远的挖参人遇见了美丽的“大姑娘”成为挖参人的“小媳妇”,或人参“娃 娃”帮助穷放山的小孩成仙得道的故事文化,成为新的文化和遗产,一种新的人参文化遗产一百 多年长白山人参栽培的历史故事、人物、习俗已经形成,那丰富而久经历史磨洗的栽培手艺和加工技艺,已经大量而丰厚地在生活中存在,这是吉林和长白山文化中珍贵重要而独特的遗产,也是人类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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